我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大国，14亿多人口的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消费潜力，并正处于关键时期。未来5—10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14亿多人口消费潜力释放的有利条件正在加速形成，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同时也要看到，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掣肘，扭转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消费信心减弱的局面仍然需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从根子上破除消费的“堵点”“瓶颈”，关键在切实落实“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发展观，深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做好“中国消费”这篇大文章。由此，增强发展预期、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老百姓从“吃不饱饭”到对人的自身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全面提升，在物质型消费得到很大程度满足后，老百姓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日益凸显，中国进入“消费新时代”。作为14亿多人的大国，独一无二、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国内消费市场，更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底气所在。
2008年，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私人产品短缺转为公共产品短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2018年，经过40年改革开放，全社会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日益凸显，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
从物质型消费到服务型消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从“短缺经济”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老百姓生存型需求、物质型需求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需求明显增长，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费的趋势明显。2013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6%。2024年，服务型消费占比46.1%，对消费支出增长贡献率达63%，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动力。
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消费结构变化是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重要标志。进入“以人为中心”的消费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释放14亿多人口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的巨大潜力。
人的发展与需求成为消费新时代的主要特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就是从传统的物质需求逐步转向更加注重服务、体验和情感价值的综合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不仅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未来几年，我国消费的最大潜力在服务型消费。服务型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初步估算，若我国人均服务型消费达到美国的15%左右，将释放30万亿～40万亿元的服务型消费大市场。到2035年，若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至55%左右，将新增40万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
最终消费率有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2012—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市场规模由4.4万亿美元增长到9.9万亿美元，年均增长7.8%，占全球的比重由7.8%上升至12.8%；另一方面，我国消费率长期占比不高，仍有巨大提升空间。从世界总体消费率的数据来看，部分发达国家总体消费率在80%左右，我国2023年消费率只有56.8%；从最终消费率数据看，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只有40%，发达国家一般在60%左右，仍有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服务型消费占比有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2024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服务型消费占比仅有46.1%。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低于欧盟7个百分点，低于英国、法国10～13个百分点，低于瑞士22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望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到50%～60%；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有望由46.1%提升到60%左右。
三大趋势支撑消费潜力可持续释放。一是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将支撑消费潜力释放。估算表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增加1.1万亿元的消费支出。未来15年，如果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目前的4亿多人扩大至8亿多人（王一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金融论坛》2020年第12期），将累计释放近30万亿元的消费规模。二是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支撑消费潜力释放。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始终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7个百分点以上，如果城市化进程加快，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增量。例如，如果2024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280元提高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28227元，静态估算一年将新增4.1万亿元消费规模。三是人口结构变化支撑消费潜力释放。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3.1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人。其中，60—65岁的低龄老年人口规模约9000万人，他们的财富储备相对充足、社会保障较好，消费意愿强烈，涵盖康养、护理、旅游、适老化改造等多个细分领域，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预计到2035年，银发经济占GDP比重将从6%上升到9%（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中国人口老龄化没有国际经验可借鉴，但蕴藏着独特发展机遇”，光明网2025年3月28日）。
随着全球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不仅是工业化生产能力，更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规模。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实力有多种指标，消费规模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随着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是最具潜力的新兴消费大国。
从生产大国、投资大国走向消费大国。2013—2024年12年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3.8万亿元增长至48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和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在快速工业化阶段，已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以上，此后基本呈缓慢上升趋势，逐步完成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为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走向消费大国，是我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经之路。早已走过短缺经济的生存型阶段、基本完成快速工业化阶段的中国，要尽快改变“高积累—低消费”“重生产—轻消费”“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局面，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展目的，从生产大国、投资大国走向消费大国。
从制造业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大国。当前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形成，2024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6.7%，制造业占比保持在35%以上的水平。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有望达到65%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将逐步上升，服务业与制造业将进一步融合。近年来，服务型消费带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趋势明显。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4.4%，其中进口增长11.8%。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占比将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在实现进出口大致平衡的情况下，年进口服务规模将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从现实看，拉动消费的重要任务，是提升广大社会成员的消费信心与消费预期。在看到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仍有相当大升级空间的同时，也要看到国民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制约了居民消费信心与消费预期，也制约了服务型消费潜力的释放。
2021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年度改革研究报告《中国消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预计，“到2025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有条件由2019年的45.9%提升到52%左右，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从现实看，2024年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尽管高于2019年疫情前最高水平，但总体不及预期。
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速度呈现偏缓趋势。近年来，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但总的看，叠加疫情影响等因素，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速度呈现偏缓趋势。疫情前的2013—2019年，服务型消费占比年均提升0.88个百分点，首次超过45%。疫情后的2020—2024年，服务型消费占比年均提升0.78个百分点，到2024年达到46.1%。
消费者预期与消费倾向仍处于历史低位。2024年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6.4%，明显低于2020年120%的水平。自2022年4月出现暴跌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徘徊在90%以下。2025年2月有所反弹，达到88.4%，但仍处于历史低位。此外，消费倾向呈现下降态势。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8.32%，是除疫情冲击年份外的最低值。此外，居民就业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影响收入预期，导致消费预期未得到根本扭转。
服务业投资增速趋缓，服务供给受到影响。2020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为68.3%，到2023年下降为64.9%，下降了4个百分点；2023年全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0.4%，显著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2.8%）；2024年第三产业投资325767亿元，下降1.1%。
应当说，从短期看，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对于拉动消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着眼中长期，适应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趋势，破解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更为重要。
以旧换新等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汽车、家电、家装、电动自行车等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商务部：“2024年以旧换新带动产品销售超1.3万亿元”，《中国消费者报》2025年1月20日）。初步估算，2024年6—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2.2%；政策加码后，9—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提升至3.7%，较6—8月提升约1.5个百分点，若将其视为政策加力支持的效果，直接测算的超额零售金额为2436亿元。
消费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弱。2024年第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仅为5.1%，不及一、二、三季度的8.3%、6.7%和5.3%。从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主要超一线年上半年，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34.2亿元，下降3.8%。
消费领域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应当说，短期政策在短期内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消费回升向好。但是，传统的刺激手段效果正在递减，如果不实施结构性改革，难以根本扭转消费领域的结构性矛盾。
（三）“投资于人”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但对人的投资滞后于发展阶段
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不及预期，有周期性因素制约，但更主要在于对人的投资长期偏低。适应以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需求结构变化大趋势，明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保障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消费信心减弱的突出矛盾，将形成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动力。
人力资本投资滞后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构性矛盾突出。202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高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基本医疗、教育、住房等对人的相关投资占比相对偏低（16%左右）。此外，公共服务体系仍供给不足，公共消费仍相对短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是两个城镇化率的缺口长期没有缩小和闭合，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居民仍有比较大的差距，客观上制约了农民工服务型消费的释放。
供给结构与人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结构性掣肘。例如，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增大，社会有需求，政策有导向，关键是服务的供给够不够、准不准、好不好。但是，有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还明显不足，“有需求、缺供给”“有供给、低标准”的矛盾与挑战还比较突出。以养老为例，从现实情况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2024年，我国养老床位799.1万张，每千名老人仅25.8张；社区养老占比仅为3%，与7%的规划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政策调整与制度变革不相适应的结构性挑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直接依赖于以人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结构性改革不突破，经济政策有效性会大打折扣，其作用空间也会越来越小。例如，目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开放，外商投资中的负面清单已经趋零。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如果能实现服务业市场全面扩大开放，将有效缓解我国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既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有重大影响，又日益成为衡量民生获得感的标尺，直接关系亿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具有个性化、高弹性等特点，高度依赖于社会保障水平。当前，拉动消费面临的“增长与分配”“城市与农村”“供给与需求”等多方面结构性矛盾掣肘，都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直接相关。扩大服务型消费必须与惠民生紧密结合，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为此，重在以民生为大，深化结构性改革，破解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结构性掣肘。第一，落实民生为大的发展理念，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第二，实现两个倍增，壮大消费主体。第三，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居民收入是消费能力的前提，也是形成良好消费预期和提升消费信心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和经济年均增长率都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不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刺激消费只有短期的效果，很难有长期效果。由此，能否拉动消费、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要着力破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深化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客观上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2021年，我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为61%，不仅低于20世纪最后10年平均65%左右的水平，而且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5个百分点左右。从劳动者报酬来源看，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支付的占比分别为51.5%、14.6%，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9.7、11.3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是‘两提’”，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21年7月1日）。目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宁吉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人民日报》2023年1月10日），争取到2030年提升到55%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提升到50%左右。
加大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力度。当前，居民就业收入增长面临较大挑战，稳消费，重在稳企业、稳就业。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本季就业感受指数为34.1%，比上季下降1.2个百分点；收入感受指数为47.1%，比上季下降0.3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为此，必须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质量。要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体地位；要完善灵活就业者的相关社会政策与制度，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提升劳动者可持续就业能力。此外，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比第二产业高出20%左右。没有服务业发展，很难吸纳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要着力发展服务业，高度重视发挥服务业对吸纳就业、激活就业的重要作用，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
充分发挥政府在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公共消费既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条件，也是居民安心消费的重要保障。总体看，公共消费有较强的现实需求，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为此，要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支出力度，逐步提升财政在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支出比重，争取到2025年将公共消费从2023年的38%提升到40%左右。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既是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又是解决总需求不足、全方位拉动国内消费的根本之策。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最大的结构性失衡。根据2024年中国人口形势报告，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6.2%，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81.9%、68.2%。突出的问题在于，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左右，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个多百分点，近3亿农民工未能有效融入城市。要看到，我国消费率长期偏低与人的城市化进程滞后直接相关。有研究表明，城镇化后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化前要高出14.6%。如果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估计可以使新进入城市的人群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0%左右。初步估计，若近3亿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并拥有完整的城市人口身份，其带来的增量消费需求有望超过12万亿元。
未来5年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都处于重要历史节点。“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超过70%，进入城市化稳定成熟期；与此同时，服务型消费占比预计将超过50%，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消费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是一个标志性变化，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实质性变化，意味着城市化进入稳定成熟期。
重在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十五五”时期，是加快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关键5年。如果解决得好，我国有条件走出一条以新一轮城市化浪潮拉动内需、改善民生之路，从而释放城乡结构转型蕴藏的巨大增长潜力，为未来10—15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此，建议抓紧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在不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等。建议以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同时，拓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尽快从法律上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等。建议以行政区划调整为突破，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时，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土地利用、统一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基本公共服务、统一环境保护，促进形成城市圈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以人为中心”拉动服务型消费，离不开扩大开放。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有利于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更好联动外循环。
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我国制造业市场已基本实现全面开放，但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开放领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重在实现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要突破。例如，推动互联网、文化等领域有序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支持社会资本、外资更加便利地进入仍具有相当大投资空间的服务业领域；系统梳理准入后行政审批事项，实质性破除各类“玻璃门”“弹簧门”；并在打破服务业行政垄断方面实现实质性破题。
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短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额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但仅占外贸总额的14.6%。要争取到2030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占外贸总额比重提升到20%左右。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提升至50%左右。
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相关结构性改革。例如，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用地政策平等；推动人才市场化改革，实现体制内外服务业人才保障政策待遇平等，最大限度地缩小体制内外各类人才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推动实现政府采购对体制内外服务业企业与社会组织待遇平等；推动实现制度型开放的实质性突破，积极开展国际标准的适用性分析和关键技术指标比对，加快采用国际标准等。